12月15日晚间，康得新发布一则终审裁定公告，康得新因犯欺诈发行证券罪、骗购外汇罪被判处罚金4.1亿元，其原董事长钟玉因犯欺诈发行证券罪等多项罪名，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，并处罚金2020万元。这一“高刑期+高罚金”的处罚组合，显示证券领域执法力度持续加码、追责尺度不断收紧。
从刑期维度看，钟玉15年的有期徒刑，已跻身A股证券类案件负责人处罚的第一梯队。回顾资本市场典型违法案例，獐子岛原董事长吴厚刚因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、诈骗罪等数罪并罚，同样获刑15年；康美药业原董事长马兴田获刑12年，绿大地实控人何学葵获刑10年。相较于上述案例，钟玉的刑期已然处于当前A股财务造假类案件负责人的较高水平。若进一步延伸至A股上市公司负责人犯罪案件全貌，就目前记者能搜集到的案例，仅有天圣制药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刘群的19年有期徒刑更长，但刘群的处罚核心源于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等，与钟玉聚焦证券领域违法犯罪的情形存在本质区别，后者的惩戒导向更具证券市场专项警示意义。
相较于刑期，钟玉2020万元的个人罚金，更凸显出此次处罚的“从严底色”。横向对比同类案件，同样获刑15年的吴厚刚，个人罚金仅92万元；获刑12年的马兴田，罚金为120万元。钟玉2020万元的罚金金额处于高位。此外，有不少上市公司实控人行政处罚金额较高，但刑事处罚较低。刑事追责具备更强的法律威慑力和惩戒效果，行政处罚则侧重行政监管层面的违规惩戒。
钟玉案的从严处罚，绝非个案，而是其违法情节严重性招致的必然结果。作为康得新的“灵魂人物”，钟玉策划并主导了长达七年的全链条财务造假，累计虚增利润115亿元，还涉及欺诈发行债券等多项罪名，其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更破坏了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秩序和公平交易原则。从刑期构成来看，骗购外汇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其核心量刑依据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相较于以往部分案件“重刑期轻罚金”或“重行政罚款轻刑事追责”，此次案件实现了刑期与罚金的双重加码。这一处罚趋势的背后，是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与监管力度的持续升级。近年来，《刑法》修正，针对欺诈发行等证券领域高发违法犯罪行为，将刑期上限由5年有期徒刑大幅提高至15年，同时将个人罚金由“非法募集资金的1%-5%”修改为“并处罚金”，取消了5%的上限限制，为从严处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。此外，刑法修正案明确将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组织、指使实施欺诈发行、信息披露造假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，从法律层面锁定了资本市场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。
监管层面的表态与行动，更将从严执法落到实处。证监会官员多次明确表示，对于退市公司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，必须“一追到底”，依法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员，决不允许“浑水摸鱼”“一退了之”。在这一监管思路的指引下，诸多退市公司即便已退出资本市场，仍难逃监管追责，不少企业和高管后续收到监管罚单，相关高管更是被追究刑事责任。这种“退市不脱责”的监管导向，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监管追责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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